当你看到这些巨大的、气势汹汹的、复古的、缺乏装潢且重视对称的建筑时，你会有什么感觉？

或许你会意识到自己的渺小；

或许你会心生敬意；

或许你会对某些事物开始感兴趣......

无论你产生什么想法，它们的目的都达到了。

这就是典型的出产于法西斯时代的建筑。

▲ 古埃及的方尖碑

在历史上，从古埃及的方尖碑到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再到我们都熟悉的紫禁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或多或少将建筑作为展示权力的工具。

▲ 紫禁城大和殿

但似乎没有一个会像纳粹一样，让建筑具有无以复加的政治含义和传播意识形态作用。

▲ 位于德国纽伦堡的纳粹党集会场地

这种兼具艺术形式和政治目的双重性格建筑，虽然饱受诟病，但后继者却从未间断。影响了从意大利的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到朝鲜的金日成(Kim Il-Sung)等人。

到底什么是纳粹建筑？建筑师在纳粹暴政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今天，我们来扒一扒法西斯时代下的纳粹建筑和背后的人们。

这就不得不提纳粹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与建筑的渊源：

想成为画家的阿道夫·希特勒，被维也纳美术学院两次拒绝，原因是：希特勒在建筑学方面比绘画更有天赋。唯一的问题是如果需要取得入学资格，必须回高中重读建筑学专业。于是，这位落榜生回到维也纳的小公寓里，靠着画明信片勉强为生。

▲ 希特勒绘制的明信片

在这些明信片中，人的形象越来越小，要么直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透视精准的建筑物。这些极尽笔墨的建筑物无一例外都是高大雄伟的古建、神圣的教堂以及广场的大场景，显然是能与他的抱负产生共鸣。

这种审美后来也延续成为所谓的“法西斯主义美学”，简单来说：即众人皆蝼蚁。

1937年，随着纳粹德国的实力到达鼎盛时期，希特勒开始将这种非理性的、英雄主义精神运用到重整翻修柏林的计划中。

试图以宏伟和高大的建筑消除日耳曼民族的自卑感。

在当时，推翻重建一座城市并不是小事，但让柏林成为“世界之都日尔曼尼亚（Welthauptstadt Germania）”的计划迫在眉睫。

▲ 阿尔贝特·施佩尔

于是，希特勒的御用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登上了这艘的巨轮。

▲ 施佩尔设计的"日耳曼尼亚“大会堂（Volkshalle）室内。这个大会堂若建成，将会成为有史以来最高最大的建筑。这张照片由当年纳粹德国的摄影师，用合成技术创作以宣传用。

▲ 纳粹集会现场，军队将穿过城市进入主会场

虽然施佩尔现存的建筑作品几乎都被铲除。但他最出名的作品——纽伦堡纳粹集会，数以百计的巨型光柱和刻意重复的纳粹党旗，无疑是最深入人心的纳粹符号。

施佩尔其人不仅是建筑师，也是纳粹德国战时的军备部长。虽然他对军事一无所知，也不是老资格的纳粹官僚，也不是崇拜纳粹理念而加入的革命者。

可在纳粹德国时期，施佩尔绝对是一个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人物。

▲ 阿尔贝特·施佩尔

1905年3月19日，施佩尔出生于德国曼海姆一个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曼海姆小有名气的建筑师。或许是遗传使然，施佩尔也走上了建筑师的道路。

▲ 青年时代的阿尔贝特·施佩尔

他先后在德国的几所大学攻读建筑设计，最后投师于柏林工业大学建筑设计教授特塞诺夫（Heinrich Tessenow）门下，成为最年轻的助理教授之一。在等级制度森严的传统德国学界，成为校教授积累经验成为学派重要人物是进入城市规划学界的唯一方法，但这对于才22岁并且野心勃勃的施佩尔而言，却是一条漫长而又难以忍受的的长路。

▲ 阿尔贝特·施佩尔

四年过后，26岁的施佩尔加入纳粹党。最初的原因可以说是被学生们裹挟的。在施佩尔任教期间，他的一大部分学生都是纳粹和希特勒的狂热粉丝。在学生们的不断邀约下，施佩尔在一间简陋的啤酒馆观看了希特勒的演讲，言语间，希特勒谈及到建筑：我们无法想象，在德国没有文化复兴的前提下，德国如何再次强大？

▲ 在党内活动的阿尔贝特·施佩尔

这句话深深打动了台下的施佩尔，他后来在监狱中的回忆录里写道：“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吸引力就对我发生作用，此后再也没有把我松开……”

随后，施佩尔正式成为了第474,481号纳粹党员。

同年，德国出现了经济大萧条，施佩尔的助教薪水被砍掉一大半，迫不得已的他回到了老家曼海姆，希望以建筑师的身份重新谋生。野心勃勃但是上升无门的施佩尔开始积极参加各种党内活动，很快，他便体会到了权力与财富和建筑抱负没有丝毫冲突，甚至相得益彰。

▲ 施佩尔、希特勒、戈培尔（从左至右）

1933年，纳粹上台后，施佩尔也迎来了自己的人生转折点。同党的朋友推荐施佩尔去为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翻修纳粹党在柏林的办公楼。最终效果让希特勒非常满意，但戈培尔在希特勒面前声称是他自己的主意，窃取了施佩尔的功劳。但施佩尔完全不在意，并且有需要的时候他也会向党内官僚大力行贿。

识时务的理念、才华横溢的专业水平以及灵活变通行为，让施佩尔迅速攻入纳粹政府。

▲ 1933年，纳粹第一届党代会。由施佩尔设计将刻意重复的大旗摆在会场外，以起到像罗马柱威严的观感。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任德国总理，戈培尔再次将施佩尔召唤至柏林，让他布置第一次党代会的会场。

▲ 纳粹集会现场

届时会有成千上万来自各地的德国人蜂拥而至，参加纳粹党掌权后第一次大规模集会。施佩尔看过草图后，自告奋勇给出了更好的方案——“既宣扬革命情绪，又保证了建筑艺术感”。

高达十层楼的纳粹旗帜和宽达三十米的纳粹鹰徽来布置会场，震撼的视觉冲击让希特勒赞不绝口，这种设计后来成为纳粹集会的标配。在老照片里看到的那些巨型纳粹旗帜和标志，都源于施佩尔的创意。也让他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

这场集会大获成功，为施佩尔赢得了他的第一个国家级职位，纳粹党“党的集会和示威的艺术和技术演示专员”。

▲ 1938年，纽伦堡齐柏林菲尔德体育场举行的纳粹党首次代表大会。

同年夏天，施佩尔为纽伦堡齐柏林菲尔德体育场(Zeppelinfeld stadium)举行的纳粹党首次代表大会设计了会场。

▲ 《意志的胜利》海报，这是电影史上最成功的宣传片，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同时也是纪录片之母。影片以一种集艺术性与纪录性于一体的凌厉风格记录了纳粹党代会的全过程，没有采用画外解说，而是让画面自身和从现场采集的讲话、声音来说明问题。

规模之庞大，气势之恢宏，在莱尼·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的宣传电影《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 1938年，纽伦堡齐柏林菲尔德体育场举行的纳粹党首次代表大会现场

在接下来1934年到1938年里，施佩尔还设计了著名的“光明大教堂（The Cathedral of Light）”。“光明大教堂”的风格几乎奠定了纳粹集会的审美特征。

▲ 纽伦堡纳粹党集会现场

“光明大教堂”由130个从德国空军借来的高射炮探照灯组成。每间隔12米，瞄准天空，在观众周围形成一系列的垂直条形。

▲ 体育场外部景象

希特勒就如同弥赛亚一般降临在会场的中央。

这一幕成为了纳粹文化颠峰造极的罪恶象征。施佩尔正是通过建筑和仪式勾画了整个纳粹文化的表现形式。

▲ 在纽伦堡纳粹集会现场，如同弥赛亚一般降临在会场的中央的希特勒。

1934年在现场的美国记者威廉·谢勒(William L. Shirer)写道:我开始理解希特勒成功的一些原因。他正在为20世纪德国人单调的生活恢复华丽、色彩和神秘主义。

施佩尔坚持让集会尽可能的在晚上举行，这样既能突出他的震撼的灯光效果，又能隐藏那些长得不好看或者胖的纳粹党员。

▲ 1937年纽伦堡纳粹党集会现场

这项纽伦堡工程被认为是希特勒对施佩尔的测试。希特勒需要有人辅佐他实现宏图大计。而施佩尔就是这项计划里绝好的人才——年轻、有才华，关键是：对建筑的热爱。

▲ 1938年，施佩尔与希特勒

在纳粹党内部，施佩尔可谓平步青云。

施佩尔在建筑设计上有一个独特的理念：

“废墟建筑论”

在施佩尔给希特勒的图纸中，还包括一张建筑在千百年后废弃或坍塌的设想画稿，以证明这栋建筑经过时间的流逝，依旧会让人震撼。类似罗马斗兽场的废墟美。

▲ 1937年巴黎世博会，成了苏德两国实力较量的场所。右边是苏联馆，高大凝重，气势远远压过与他同排的其它国家。然而，施佩尔选择了在对面建筑德国馆。虽然低了一些，但整体上并不落于下风，屋顶的精美设计更显出艺术上的优势。希特勒也相当满意。

在吞并奥地利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施佩尔成功地做出了能“载入帝国的史册”的建筑：

新帝国总理府(Reich Chancellery)。

▲ 新帝国总理府，1939年

1938年7月，施佩尔获得了希特勒委托的第一个项目：将一个俯瞰花园的大厅改装成总理办公室。这里原本是一幢建于18世纪30年代的巴洛克式府邸，1875年成为德意志帝国的财产。直到1933年纳粹党上台，希特勒迫不及待地开始想方设法改造这栋像“肥皂公司办公楼”的总理府。

▲ 正在施工的帝国总理府，1938年

▲ 在新帝国总理府阳台上的希特勒

希特勒需要一个富丽堂皇的舞台使自己迈入总统角色。于是他找来施佩尔，特地向他强调需要设计一个阳台，一个能让人民顶礼膜拜的阳台，避免自己被热情的群众拥挤。

▲ 新帝国总理府阳台上的希特勒俯视众人

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的所有历史档案里希特勒挥手的画面，都是在这个“历史性的阳台”上。

新帝国总理府的落成标志着的德国进入第三帝国时代。高大、封闭，所有室内都是空荡荡的，没有任何实质功能的大厅；

▲ 新帝国总理府内部房间大厅

▲ 新帝国总理府的长廊

长廊非常长，办公房间被挤在沿福斯大街一面的建筑里， 建筑立面同样是夸张的柱廊。沿着建筑中轴线，从威尔海姆广场到希特勒的私人书房，建筑布局完全是单一方向的。

▲ 新帝国总理府内部照片

▲ 当时作为宣传明信片的新帝国总理府内部照片

作为行政办公和居住，这幢府邸没有任何便捷可言，通过当时的各种宣传照片和大量文章向公众著述而知，新帝国总理府主要用于宣传。但它的存在并不是为了方便群众，而是为了起到压迫心理。

▲ 新帝国总理府内部

它实际上与教堂或神殿的性质一样，创造庄严感。树立纳粹党形象，使来访者产生紧张，压抑，屈服的心理。

这是施佩尔第一个完整的作品。直到1946年，苏联军队炸毁了新帝国总理府的全部地面。

成为元首的御用之后，希特勒便向施佩尔全盘托出他的建筑梦想，他甚至将自己勾勒的两张凯旋门手稿和穹顶大殿手稿交给施佩尔。

▲ 1924年，希特勒绘制的凯旋门素描

▲ 1925年，希特勒绘制的大穹顶素描

在希特勒看来，纳粹德国应该是能与古埃及或罗马帝国相提并论，为后世所赞颂。而展示一个国家强盛的最有效途径之一便是建筑——能成为文化中心的建筑、完美输出纳粹意识形态的建筑。

▲ 施佩尔和希特勒在日尔曼尼亚模型图前

而在在纳粹的日耳曼尼亚计划中，作为世界首都的大日耳曼尼亚将会不多不少的容纳下一千万帝国最尊贵的臣民，而战前柏林人口总和只有400万人，为了满足柏林的巨大增长，对于柏林外城和柏林的新的总体规划成为了日耳曼尼亚计划的关键所在。

▲ 日耳曼尼亚沙盘模型

在现存的城市规划沙盘中，施佩尔规划设计的新首都日耳曼尼亚，建筑尺寸极其庞大：300米高的国会大厦，如同山一样庞大；世界上最大的火车站；117米高的凯旋门，能容40万人的运动场，有1.5万个床位的大宾馆以及各类巨型建筑。都表达了施佩尔对于纳粹集体主义的崇拜和具现化想象。

▲ 日耳曼尼亚示意图

▲ 大会堂的顶部不是纳粹十字标志，而是一只抓着地球的雄鹰。这座由希特勒亲自挑选的象征，清楚地表明，他确实有征服全球的想法。

“日耳曼尼亚”无疑是纳粹最为疯狂的计划之一。

它结合了极端的现代主义和古典权力崇拜（大道，巨大的标志建筑物）。即便是在看模型，也能被它的气势震撼，让人不由得惊叹。这也正是希特勒的野心最好的载体。

▲ 日耳曼尼亚模型

希特勒每每看到这些模型都激动不已，并把完成这一规划当成他61岁的生日礼物。不仅如此，还经常带领他的亲信来参观，向客人做详细讲解。苏联军队抵达的时候，希特勒还在观赏那些模型。

1938年1月28日，"日耳曼尼亚"的具体方案被正式公布，在当时迅速引起了全世界各国的关注；但当施佩尔将这些草图给自己的父亲看时，这位老建筑师耸了耸肩说：“真的是疯了”。

面对能让此生最为疯狂的想法变为现实，纳粹政府经过一系列的推算，最终估算出了这个伟大计划的设计总资金——至少60亿德国马克，这个数字约占当时德国1939年GDP总量的5%。，但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希特勒和施佩尔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同一个群体——集中营里犹太人。

使用这些毫无尊严的劳工，是纳粹政府一直为缓解劳动力紧张的做法。

▲ 德国周边集中营

在原本日耳曼尼亚计划之中，柏林周边将建设额外的一千三百个集中营来满足劳役犯的居住和劳动。

这些正在规划中巨型建筑，像是在驱逐和压迫有血有肉的人类。

后来施佩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再次写起这些作品的时候，他觉得这些声名狼籍的作品如果真的付诸实践的话，那将会成为德国设计界的悲哀。

残酷的战争是希特勒行为艺术的一部分，而艺术家则是帮助他获得了权威的工具。比如前面的莱尼•瑞芬舒丹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在成为电影里程碑的同时也为纳粹俘获了民心士气。

施佩尔的角色也同样如此。

希特勒的上台给予了他一个宏大的舞台，他才华和宏伟构思有了付诸实施的可能。但施佩尔作为建筑师，他的建筑却是短命的，包括帝国总理府和齐柏林菲尔德体育场，今天都已不复存在。

但就如同希特勒临行前对秘书说：德国太小太弱，不能承载我的梦。

因为在这个梦里，没有人的位置。

当一个建筑巨型又崇高的时候，人的意义也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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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Tyra

撰文、设计：xutong huang

图片来源：Wikipedia、Getty Image、电影《信仰的胜利》